撰稿丨张学骞 谭琳潇

编辑丨刘晓东
排版丨盐鱼

年龄在 45 到 60 岁之间的这个 1.63 亿的群体，占到中国女性人口的 25% 、总人口的 10％。她们曾是张楚歌中“很温柔很爱流泪”的姐姐，又将是叶芝《当你老了》里“头发白了”的老太。

她们普遍不高，身材往宽里发展，脸上已有任何精华都无能为力的皱纹。她们把头发染了再烫，烫了再染，有 s 型的大波浪，也有像方便面一样细小的波浪，暗色调则一般是她们的最爱。

她们总是喜欢聚在一起，一个人说了笑话其他人会极有默契地同时大声地笑，声调很高，感情饱满。现在，她们还在趋于平静的生活里或多或少地经历着波澜。

她们是广场舞的先驱、是神秘组织“朝阳群众”的主力，她们还曾因在华尔街大量抢购黄金使得金价大幅回升而名扬国际，甚至连《华尔街日报》都专创英文单词“dama”用以形容她们。

当她们成群结伴地走过，一身身姹紫嫣红的衣服映入眼帘，“东家长西家短”的高声闲谈飘进耳朵，“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等热情动感的旋律在身后一遍遍地响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哦，是大妈们来了。

在不少人眼中，“大妈”几乎已经成为了“不合规矩”的代名词。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她们似乎十分擅长打破社会固有的行为准则和主流的审美观念。在百度上搜索“大妈”一词，“骂人”、“打架”、“碰瓷”等相关的负面词汇层出不穷。而她们花花绿绿、“把夸张当新潮”的搭配也经常让追逐时尚的年轻人们嗤之以鼻。爱贪便宜、爱凑热闹、做事风风火火等性格特点似乎也早就成为了她们身上一些难以撕掉的标签……

“大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汇——它只是一个源自于外表的印象还是对于某些行为方式的讽刺？词汇本身所带有的不浓不淡的负面倾向是从何而起又是否有必要消减？历史和现实在塑造“大妈”的过程中各自分量几何？当撕掉外界强行贴给她们的层层标签后、再结合她们各自不同，却又不约而同地受着同一个时代影响的人生经历，我们或许可以开始理解，如今的她们可能不过是在合理地过着这个年龄段自己该有的人生。

为何起舞

“心中的恋歌随着风儿传，飞回了草原美丽的家园……”

只要当天空气质量还算说得过去，这首歌每晚七点定会在某大学校园的操场上准时响起。歌声像是一个暗号，它一响，附近的居民和路过的学生似乎都能“心领神会”：这是广场舞“舞蹈队”的大妈们开始活动了。

这支由学校周边居民及部分教职工人员组成的广场舞舞队成立于三年前，成员平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无一例外都是女性。

在互相请教这个动作到底是应该先迈右脚还是先迈左脚的过程中，她们彼此渐渐了解熟悉：跳得好的人就被推到前面领舞，当了老师；坚持跳下来的，也都能成为比赛和表演时的首发阵容。就这样，在广场舞飞速占领各地的小区和公园的大潮流之下，这支舞蹈队也一步步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有几十人的规模。

一路走来，不仅人数不断扩充，她们的装备也不断增多。

由于傍晚灯火昏暗，她们便自己买了一些LED灯串在一起，用电瓶供电照亮。用来放音乐的音响则是一个蓝色方形的音乐播放器，音量被控制得刚刚好，离开她们十几步远就已经听不太到。除此之外，她们现在还有了更高级的工具——各种与广场舞有关的公众号和 app。

广场舞 app

这些应用从 15 年开始大量出现，它们的经营者喜欢与一些知名且年轻的广场舞老师签约发布独家舞蹈视频，成功地把广场舞从地上带到了线上。而各个舞蹈队也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发布自己舞队的作品一起学习交流。

目前这支舞蹈队已经在其中一个平台上发布了《梦里青草香》《DJ 秀丽江山》《笑到最后》《爱你一生》等几个作品，每个视频几乎都有七千多次的浏览量。视频下方评论区里都是一些类似于“真美”、“学习了！”的赞美。为了保证视频质量，每次录舞蹈之前，她们都会统一服装、发型、舞鞋，一切在她们自己看来都是那么的整齐和完美。

而舞蹈队的一切事物、小到服装舞鞋，大到舞蹈选取和视频录制，都是由刚刚从学校图书馆退休的林老师一人负责。

林老师最近刚刚剪了短发，造型有些像酒坛子上用粗线绳子扎起的红色密封纸，颇有棱角。而她的朋友圈里几乎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与广场舞有关：“买了双新舞鞋，不算败家吧 ”“初六姐妹们出来第一次舞蹈”“跟着子龙老师学了新的舞蹈，感谢子龙老师的精彩编排   ”……每条朋友圈下面也几乎都会收获一整个舞蹈队的点赞，评论区里也是一片热闹欢腾。

林老师的朋友圈

在冬天里，林老师相对清闲，只在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带着舞队重温旧舞。均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她们把羽绒服脱下搭在羽毛球网上，一支接一支，跳得不亦乐乎；

夏天她则要着保持一周教一支新舞蹈的频率——由她和另外两位老师要先从网上看视频学，然后再手把手地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把动作教给队员们。久而久之，她们已然声名在外——“一提老校跳舞的，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个舞蹈队呢。”舞队的芳芳阿姨有些骄傲地说。

而能让林老师和这个舞队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则是跳舞带给她们的开心感觉。

“你在这里一晚上就能笑上一个小时，在家里呢，就是忙家务，你一个星期可能也笑不出来。”林老师直言。旁边一位阿姨也使劲地点了一下头，附和道：“真是这样。”因为广场舞走到一起的舞队成员之间感情很好，“比亲姐妹还亲”，彼此之间家长里短什么都说。今年过年之前大家还带着水果和瓜子，齐聚 KTV 包间，合唱了一曲《难忘今宵》呢。”

除却友情的美好，广场舞还给了她们一个扮演新的角色的机会。她们从单位和家庭中走出来了，又可以化妆了，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可以用扇子半遮面，可以摇摆，可以旋转，可以把胳膊拐三个弯儿……广场舞赋予了这些本来就存在的可能性更多的合理性，“永远 18 岁”——这个舞队的宣言——在操场一隅显得似乎不再那么荒谬。

最近为了参加市里的几场比赛，她们已经准备了三套衣服：一套是粉色短袖衫加豹纹领配小黑短裙，一套是绿色紧身上衣配小碎花裙外加银色头饰，还有一套“紧跟潮流”地采用了和明星张馨予那件东北被面礼服一样的印花。

每晚穿着这些“造型独特”地衣服在操场上排练，她们总能收获各种各样的目光。

舞蹈队中一位做着营养师工作的队员，年轻时原是当地模特队的成员，59 岁的她也曾穿着旗袍打着纸伞，停停走走一颦一笑之间伴着江南小调演绎一种娇娇的姿态。“你最起码你这个气质还在这个地方。”这位阿姨挺直身板儿，头发高高盘起，白发在黑色的发髻中若隐若现，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年。

纵然重回年轻、肆意美丽的感觉让她们难以割舍，连工作、或是接待来串门的客人都尽量避开晚上，“一听来客人我就发愁，害怕耽误我跳舞！”然而当她们已经走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林老师很快将随夫迁往另外的城市，另外五六个阿姨即将升格当奶奶——她们一边说着舞队不会解散，广场舞很难放弃，一边不得不坦白当家庭迎接新生命或是有一些杂七杂八事情的时候，她们很可能就没有时间了。

好不容易从《小苹果》时的踢腿转身走练到《问草原》的画半圆牵马绳转圈儿走，又赶上了“广场舞与真正的舞蹈越来越接近”的潮流，成员来来走走，她们可能还是会像当初不知道怎么就聚在一起一样，不知道怎么就散去了。

林老师的朋友圈

根据沙垚在《广场舞：20 世纪集体主义的归来》当中的统计，2015 年有 953 篇文章从学术角度研究了广场舞现象，搬出了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科塞冲突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同期群效应等等名词来解读这种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和发展壮大的集体活动。还有人更进一步地探讨：、妖魔化、污名化。

这些广场舞大妈们究竟在追求什么？不妨先缓缓这些高屋建瓴的意见。，还有人性；集体与阶层之外，还有个性。不管知识阶级、中产阶级如何看待她们的穿着打扮、舞蹈动作和行为方式，她们自己已然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丢失已久的青春与活力的感觉。

举手投足间，观众的注视中，她们有了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的样子，这样一种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也正是驱使她们摘下围裙，走出家门的核心动力之一。至于喜欢秧歌、扇子舞还是斗牛舞，那大概都是美的标准有所不同。

在大妈们告别青春迎来日暮的过程中，她们离不开女性固有的对美的追求，她们想离过去再近点儿，想离未来再远点儿。然而当生活的主旋律是鸡毛蒜皮柴米油盐，没有同盟军的她们便只能按照传统单调的方式生活，所以她们要出去找到和她们自己相似的伙伴——从前没有出口，倒也罢了，而今广场舞的出现，打开了新的大门，她们或许是要头也不回地走进去了。

家政女王

细草弯曲的声音，枯叶折腰的声音，裤腿与灌木摩擦的声音，一阵窸窸窣窣轻柔的脆响。随后是渐渐响亮的敲窗声，“砰、砰、砰……”。每周六早七点整，谭凤都会这样叫醒住在一楼的雇主，随后的两分钟内，谭凤会在同样清脆柔和的声音中离开草丛，走到锁上的大门前，等待主雇前来打开大门。

说到这样奇怪的敲门方式，谭凤有些无可奈何又习以为常。“七点就开始工作的确会打扰到主人家的休息，打电话都不一定叫得醒，正好是一楼，就只好走到卧室的玻璃窗外敲窗户了。”

谭凤今年五十岁刚出头，工作是家政服务。她每天都要前往分散各地的三户人家打扫卫生，早上两户下午一户，以一周来计量一共21户。

雇主匆忙地赶来，打开大门，寒暄几句，随后又折回卧室继续睡觉，谭凤周六一天的清洁工作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走进门边上的厨房，拿出存放在小阳台上的清洁桶，打开水龙头，装上满满一桶水，再浸湿毛巾。从厨房到客厅到书房，从擦桌子到擦地再到整理房间，长时间的工作经验让谭凤对这里的一切都熟悉得像自己的家，动作自然也就十分的娴熟利落。

谭凤在做家政服务

为了让雇主再多睡会儿，谭凤通常会把卧室放在最后清扫。谭凤最喜欢的是打扫这户人家女儿的卧室，她尽量把动作放轻，雇主家的女儿却还是睁开了眼睛。“姑娘，怎么不多睡会儿？”，谭凤弯腰擦着飘窗，侧过身子看了看睡眼惺忪的女孩儿，满眼温柔的神色，“我的两个女儿和她一样，也是大学生，看到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做母亲的都想孩子能休息好点儿嘛。” 

说到孩子，谭凤举出了三根手指，“我有三个孩子呢。”

一旦“3”这个数字被用作形容中国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哪怕是在已经开放二胎政策的今天，都很难不引起唏嘘。而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苛的八九十年代，这个数字更是隐藏着太多的心酸与苦楚。

所以当说起第三个孩子的出生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在重庆做家政服务工作的谭凤仍流露出些许惊恐的神色。

在“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流指人工流产）、“该引不引株连六亲”（引指人工引产）、“宁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等冷漠强硬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在农村，家里最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夫妻俩便至少有一个被强制要求结扎。”

鉴于结扎手术对女性身体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更大，和大多数家庭一样，1994 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谭凤家选择了由丈夫来承担手术。

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的过着，丈夫在重庆市万州区的一家私厂做工，谭凤则在留在家中务农。“勤劳利索”、“有力气”，这个具备庄稼人所需要的所有优良品质的女人，日日披星戴月，照顾着庄稼，拉扯着两个孩子。 “我不仅做得比别人好，还做得别人快，什么步骤都赶在别家的前面。” 说起年轻时的利落能干，谭凤眼中带着几分自豪。

直到 1996 年的春天，那种不知疲倦的能力渐渐消失了。“那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看见庄稼，想到农活儿就害怕，手脚也都没力气。”这个总认为自己有使不完力气的健壮的农妇第一次在生养她的土地前面露难色。 

“我怕是生了什么病了”，惊恐而悲伤的谭凤在家人的劝说下前往卫生院检查。

“姑娘，你没病，你是怀孕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医生您在说什么闲话，我丈夫都已经结扎了……”忧虑的神情从谭凤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错愕、震恐。要知道涉及到妇道和清誉的事情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和封闭地区恐怕比身患绝症更为严重。

 直到女医生解释：“就像敲猪（因生产需要而对公猪进行的阉割行为），十个里面也总有一两个没有成功的，结扎手术失败了也很正常，况且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起来，你们又年轻……”谭凤这才冷静下来。

这个孩子到底是弃是留？丈夫已经回城区做工，身边没个人商量，谭凤一时拿不定主意。但眼看着春夏之交，正是快该收上一季小麦，插下新秧的时令，恰逢农忙时节，以土地为生命的农妇谭凤实在是走不开。

就这样，照顾着两个孩子，怀着一个孩子，谭凤抢在老祖宗传下来的节气律令里处理完了最忙绿的庄稼活儿。“当时好像都快忘了自己还怀着孩子！”现在想起来，谭凤都还为自己当年突如其来的勇气和力气感到惊讶，“挑粪、背柴火，该做的事情一样不差。”

据谭凤回忆，当时有不少亲戚朋友都劝她放弃，但是孩子一天天长大，她更舍不得了。

  “我说凤啊，你有两个孩子就够啦，怎么这么不听话，非要第三个？以后带着三个孩子压力多大？”鉴于未来的生活压力和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计划生育运动，父亲也曾苦口婆心地劝说谭凤放弃这个孩子。

谭凤坚定地否定了一切劝告，甚至直言“你们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要生下他。”

就这样，谭凤含泪告别父母，前往万州城区，在丈夫所做工的那家私厂里，静静地等待第三个孩子的出生。

说起二十几年前超生孕妇遭受到的非人待遇，年过半百的谭凤仍止不住叹气： “计生执法队一听说点风吹草动，就满城追捕超生的孕妇，牵牛、抢家具、揭瓦、抓捕亲戚游街……反正坚决就是要把超生的孩子拿掉。”

如果还是被执法队抓到，就会被强行送去医院，等待着一个令她们噩梦丛生的东西——引产针。“打引产针也有失败的，好多孩子生下来活蹦乱跳的，他们就往孩子嘴里灌石灰或者再打一针，甚至直接捂住口鼻……”谭凤的声音噎住了，皱着眉，不愿再回忆那段骇人听闻的记忆。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谭凤至今仍在感慨自己当年的幸运，仅仅到丈夫所在的工厂躲了十几天就平安无事了。“执法队没找着我，放消息说要我三十号回去见人，否则就把家给砸了。”于是谭凤打了催生针，赶在六月三十号之前生下了三女儿，坐上了回乡的班车。

 “那一天，镇子上所有的入口处都是熟人。”谭凤清楚地记得，她回乡那天，同一个村的，不管是熟识的、还是只打过照面的人，都来了。大家担心谭凤被执法队强行带去引产，而赶来阻拦她回家。

 “一屋子都是执法队的人，甚至把炊事员都搬到了我家里。”谭凤戏谑道，“在我家进进出出十几天就等着我回来呢。”看见谭凤已然平坦的腹部，执法队终于悻悻离去了。几个月后，谭凤如数交齐了罚款，作为超生母亲的惊惧与颤栗也随之结束了。

等到大儿子上了高中，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的浪潮，谭凤前往广东，在熟人的介绍下，在玩具厂做工。三个孩子跟农村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成了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照顾。二女儿在给谭凤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妈妈，你在外边工作那么辛苦也是为了我们好好上学。你如果回来，我们有妈妈陪伴，心情会更好，学习也更有动力。没有你在，我们都不知道家在哪儿。”有人说，母亲生下孩子，就是把自己的心放到外边儿去流浪。二女儿的这封信，把谭凤牵引回了她的“心”身旁。

然而，三个孩子的家庭很难靠丈夫一人支撑，谭凤只好在万州县城里做点零工，补贴家用。就这样，谭凤将三个孩子全都送往了大学。完成了一桩心愿，却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负担，谭凤不得不重新外出务工，支撑起这个供养三个大学生的家庭。2013 年，谭凤来到重庆主城，听从了同乡人的建议后，就这样开始从事起了相对自由且付出且报酬合理的家政工作。

年岁虽然改变了谭凤的容貌和身材，却反而因其多年的勤劳辛苦而“手下留情”。由于多年的劳动经验让谭凤打扫起卫生来干净利索，毫不费劲。每日的劳动，倒像是一种锻炼方式，让谭凤身体健壮、很少生病。早睡早起的习惯也让她比同龄人看上去更有精神……    

在已经成为大妈的年纪里，谭凤并未因多年操劳而衰老，反而因勤快利落的习惯而显得容光焕发。年轻时积攒下的吃苦耐劳的本事，让谭凤做起家政工作来驾轻就熟。早些年见过的风浪和受过的恩惠，也让她看起来总是平静沉着、和和气气。

没一句闲话，做事也绝不拖泥带水，谭凤就这样赢得了 21 户人家的信任。为了方便谭凤的工作，也为了自己没带钥匙时有所备用，好几户人家都把家中的钥匙分出一把给谭凤保管。“我女儿还给我起名叫“家政女王”呢！”谭凤有些骄傲地笑道。

“等到二女儿也拿了工资，我就可以少做几户或者不做了”，看似无休无止的工作被谭凤定了一个期限，儿女们都体谅母亲辛苦，让母亲少做几户人家，谭凤却说这几年还不敢停。

谭凤绾着一个不高不低的发髻，额前没有一丝碎发，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这是儿子送的，”谭凤擦着卫生间的水槽，流露出喜悦。自从二十三岁经人介绍结了婚，谭凤就一直忙着照顾家庭、养活孩子，丈夫未曾送过她什么礼物，自己也没想过买点首饰打扮打扮，她所有的青春几乎都在劳动中度过。

而随着年龄渐长，渐渐懂事、知冷知热的孩子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弥补母亲年轻时缺失的美丽与浪漫。“经历了这么多，没想到都快成老大妈了还打扮起来了！”谭凤擦擦手、爱惜地抚摸着脖子上的珍珠、有些羞涩地笑着。厨房烧着开水的水壶发出嗡嗡的鸣笛声，谭凤从回忆里迅速抽身、奔向厨房，开始进行下一项家政工作。

谭凤在做家政服务

山里城里

与多年勤快惯了的谭凤不同，刘姐晚起习惯已经持续了多年。但这三年来，刘姐开始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她迅速地收拾床铺、穿衣、洗漱、吃早餐、整理装山货的箱子然后出摊。

七点钟，她骑三轮车到达早市，摆开她的木耳、松子、蜂蜜、榛蘑、以及野生蓝莓，展好广告横幅，一边等待着顾客上前询问，一边把两只手背在身后笑盈盈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刘阿姨的松子

她最喜欢观察那些顾客和商贩：非要看好几遍秤才肯掏钱的男人，主动把多找的钱送回来的姑娘，因为顾客忘记给钱而大声呵斥的渔家人……比起早上在家里赖床，刘姐渐渐发觉：这样真实而热闹的晨间生活更加有趣。

如果不是因为刘姐老家的铅锌矿厂在她十八岁时就无可挽救地倒闭了，刘姐现在或许早已是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资源一枯竭，家里的孩子们只得纷纷离开老家，到其他城市去投奔亲戚朋友。

刘姐就是这样在二十岁时来了济南。有人给她介绍济南的对象，她便留下，结婚生子、到身为教授的公公所在大学的收发室里工作。“去什么地方还得是缘分。”刘姐抬头看了看书架上的全家福，笑着说。

刘姐的丈夫虽然智力略低于常人，却待她很好。这么多年来，他不仅每天早起做饭，照顾孩子穿衣服、吃饭、出门上学，有时甚至还会贴心地把这些事儿都赶在刘姐自然醒之前料理妥当。

久而久之，每天迷迷糊糊地醒来却看到家人都在忙活的场景让刘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她开始琢磨，有什么事儿能让懒散的自己坚持每天早醒呢？

从小在山旁长大的她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好好利用家乡的那些资源。“锻炼我坚持不下来，可这些货就在这儿放着，你不出去不行啊。”于是从 2013 年起，刘姐开始有规律地在市场上摆摊售卖山货，八点半集散了再去收发室上班。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督促，也是想为家里增加一份收入。

。上世纪 70 年代时，那里曾是全国最大的林木采伐基地。而现在和刘姐一起做山货生意的除了自家亲戚，就是一些年龄相仿的、相熟的邻居朋友。

“年轻人现在让父母娇惯得都不敢到山里去了！怕碰上黑瞎子，还害怕进去了不一定能出来。”刘姐的话语中不仅有惋惜无奈，还暗藏着一丝对过往的思念：在矿区长大的她，童年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山里闲转。而那些最难忘、最“带劲”的经历，也都在埋藏在山里。

令刘姐印象最深的是她十岁那年的一个大雪天，大姐带着两个小哥哥和她上山找好柴火取暖用。刚走到一半，她们就在半山腰惊喜地发现了山葡萄——没想到大姐一拽一下就把雪里藏着的一大片紫红色的葡萄全都拽了出来，看见葡萄，几个孩子高兴得连柴火都忘了拾就装着葡萄飞奔回家去给母亲尝尝鲜。“当时那心情，别提多激动了”刘姐笑着回忆道。

   

 “我也觉得特快，你说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也是十七八九，也是像你这么大，一晃儿，就大了。现在快五十了，虽然我有时一闭眼睛还是年轻那时候，但实际没有还有几年我也就要退休了。”

想起自己青春年少时的种种经历，刘姐不由得开始感慨起时光飞逝。而设想到自己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刘姐直言她就想好好玩玩，养花、跳舞、和朋友们聊天。“家庭是一部分，但不会是全部。”

刘阿姨

由于生孩子晚，刘姐的儿子目前还在上小学，但对于以后的生活刘姐却是早早地就“打好了算盘”。她不太愿意像自己的哥哥嫂子那样——禁不住不愿意雇保姆的儿子的再三恳求，忍受着完全不同的气候和没有朋友的孤单，从东北移居成都照顾他们的小孙子。

在她看来，像她这个年龄的女性如果只知道“惟命是从”地帮忙照顾第三代，恐怕是会让自己的孩子虽已为人父、为人母却还是学不会真正独立、学不会承担责任。“而且我觉得孝顺其实就是让父母开心。父母帮你看孩子他不开心，那你就解放他；如果他天天抱着孙子乐意，那就让他们去看。”说到底刘姐也不想去评判这种现象的对或错，毕竟因人而异。

生于兹，长于兹，即使在二十岁离开到了城里，刘姐的生活也依然断不了与山的联系。山不仅给他了她“自己的小事业”，山还给了她性格中的自由自在，她把五年级的儿子从书法课作文课里解放出来，尽力支持他学习摄影，希望他的童年也能像自己小时在山里一样自由、开心。

山也也给了她淳朴真诚，散了集遇到拿着太多菜的人，只要是家住在她回程经过之处，她都会主动提出用三轮车帮着他们先把菜送回家。“你了解、喜欢你的东西，然后你把你最好的东西给大家”便是她的经营哲学。

除了是学校里深受同学们喜欢、亲切又热情的“收发室大妈”，刘姐现在有有了一个新身份——早市里热情出名的“卖山货的大妈”。对于这两个身份，刘姐都很喜欢：“生活嘛，丰富一点儿才有意思啊！”

刘阿姨儿子的摄影作品

无论是刘姐、谭凤、还是广场舞舞蹈队的成员们，从年龄与行为上看，她们或多或少地都符合人们给“大妈”所下的定义中的几条特征。

当人们经过广场舞的欢腾、走过刘姐摆满各种山货的摊子，享受着谭凤的家政服务，或许从未有人真正在意过这些“广场舞大妈”、“家政大妈”、“卖山货的大妈”到底是谁。人们只是惯性地将她们归类到“大妈”这一群体中去，可这些不过只是她们生活的一个断面——人们与她一面之缘所了解到的那一面，然而事实上的她们却是多面的。

由于前半生的坎坷大于平坦的人生经历影响，她们的某些行为或许会令人不解，她们的一些装扮可能略显俗气、跟不上潮流。我们可以不理解，但是不能否认。可以不欣赏，但是不能强制要求她们必须行为与主流统一、紧跟新时代。

“大妈”是平面的，而大妈本人则是立体化的。在从青春到日暮这一方向上，她们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人们彼此相遇，外表、动作、语言在脑海中留下成为印象并带来情感，情感并同一点理智支配行为，带来合作亦或是冲突。如果能在这样的机制里面加入一分对于人之丰富与初见印象之浅薄的理解，敌意与轻蔑或可减少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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